韩国“代赔”方案，能否能推动韩日和解？

作者：杨延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赵梓煦，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研究助理。

来源：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23年第9期  总第103期、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

3月1日，尹锡悦在三一运动纪念活动上称，“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保及全球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6日，韩国外长朴振在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公布了韩国政府为解决“日企强征劳工案”对日索赔的第三方“代赔”方案，尹锡悦总统3月16日访日。韩日关系是否能够迅速回暖，值得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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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冲突的症结所在

韩日关系复杂，两国不仅有独岛之争，还有历史遗留问题（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贸易制裁等问题，是一对结构性的双边矛盾。当前韩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存在两个障碍：一个源自于韩国内部社会与政治间的激烈博弈；另一个则源自于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历史问题和履行韩国大法院的判决。

首先，韩日历史纷争起源于韩国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所以它首先是韩国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继而才是韩日间的国家关系问题。尽管韩日双方在1965年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但存在于社会各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冷战期间，韩国社会对解决历史问题的诉求，长期屈从于服务国家现实利益的外交政策。在美国构筑的同盟体系当中，韩日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需求，一定程度掩盖了其历史和民族矛盾。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中强权色彩越来越少，这使得过去由美国强权政治进行安排的国际交往规则发生了改变。韩日关系的维系和发展，最开始出于美国为构建冷战同盟体系的需求，进而以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等为纽带开展的。韩日出现历史冲突首先是随着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韩国社会运动的引爆点，被激进主义、国家政治作为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民族意识、转移社会矛盾的抓手。

其次，日本不谢罪也是由于日本政府受到本国社会对历史问题的保守化认知。日本对于历史问题已经形成了“建交时已经解决”的共识，对韩国的强硬态度不时给予强硬回应。在这一问题上，导致韩日两国在主要历史遗留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韩日两国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日本对历史的错误认识也激发了韩国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韩国社会政治升级。慰安妇”问题和日企“强征劳工”问题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留问题症结，也是由社会升级成政治并进而成为两国外交矛盾与冲突的典型案例。

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日还不得不面临在经济领域出现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韩日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成分不断增多，特别是在汽车、造船、半导体和通讯等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以发展促稳定的环境消失，社会政治矛盾就浮出了水面。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2018年终审判定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须为强征原告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行为支付赔偿。两家日企均拒绝服从判决，在韩国资产面临被清算以强制执行赔偿的风险。日方指责韩方判决“违反国际法”，对韩方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限制措施，引发了韩日冲突。基于一系列历史矛盾，韩国法院对日企判决的落实问题成为了目前韩日关系的一大症结。

尹锡悦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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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实际行动

尹锡悦政府之所以要快速推动韩日关系改善，是源于贯彻外交路线转向、推动国内经济复苏、协调美国战略三种考量。政治方面体现为彻底改变了前任文在寅政府以半岛问题为核心、忽略对美对日的外交路线；经济方面则能够获得日本解除对韩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在外交战略层面通过改善韩日关系，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意图使韩国扮演“全球枢纽国家”这样更重要的国际角色。在当前地缘环境恶化，韩国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尹锡悦政府推动韩日关系改善，解决日本对韩国的经济限制措施，从实际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失为一个务实举措。

从韩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角度来看，尹锡悦政府一上台就确立了“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这一政策基调，所谓“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指的是对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偏重于半岛问题的外交路线，重视韩日两国应对中美竞争的协同效应。在实际举措方面，尹锡悦政府确立对日外交的优先地位，试图打破韩日关系长期僵冷的局面，推出对日问题解决的一揽子计划，并希望通过韩日首脑及其他高层互访重建信赖关系；谋求将历史问题、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等打包解决，最终实现韩日关系的正常化。

在具体行动方面，尹锡悦政府采取了低姿态、务实性的外交策略，对日开展积极外交。包括派团访日，通过各类多边场合协调两国领导人会晤，逐步为正式的国事访问做好铺垫。在这个过程中，尹锡悦政府将有争议的《韩日慰安妇协议》（2018年被前任政府搁置，解散了相关基金）定义为两国签署的正式协议。在朝鲜战争爆发72周年纪念日、三一纪念日等重要纪念场合针对韩日关系发言，表明继续加强与美日等核心友邦合作的决心。此次推出的韩财团“代赔”方案，其实也可以看作为对日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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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能迈向“和解”进程吗？

从社会角度来看韩日和解，韩国政府面临的首要困境是源于国内各方势力围绕着历史问题的博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的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韩国进步团体掀起了大规模“亲日分子”清查运动，不仅使历届韩国政府不敢轻易在对日历史问题上示弱，也导致韩日关系出现裂痕。韩国政府在解决社会层面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诉求和国家现实利益之间谨慎维持着一个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方施加压力，就要承担产生外交冲突的后果，就无法避免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对日本妥协，稍有不慎就要背负“亲日派”骂名，承担舆论和政治压力。

从日本方面来看，岸田政府虽然对改善韩日关系表示认同，但在历史遗留问题上，还是保持一贯的冷处理的姿态。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不仅坚持韩国应该先拿出解决方案和实质举措解决劳工案判决问题的既有立场，也将该问题与韩日关系改善相挂钩。所以就出现了韩国政府单方面推动韩日关系改善的现象，因此尹锡悦政府必然要承担“屈辱外交”的政治风险。

就当前韩国面对的国内外局势而言，尹锡悦的务实性外交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和民众支持。从外交策略上来看，韩国政府的“代赔”方案，实际上是为尹锡悦访日做了一个必要且重要的铺垫。至于方案是否能够顺利推进，韩日是否因此能真正走向和解，则是另一个问题。该方案的实施面临两方面的困难，一个是由政府的行政系统推动，存在行政干涉司法的嫌疑；另一个在于社会舆论和受害者本身或许很难接受这一方案，进步社会团体和在野党也会极力反对。历史上也曾有李明博因为亲日受到质疑，支持率暴跌的案例。在这一问题上，尹锡悦政府显然也在碰触同样的问题。

从韩日和解本身来看，大多数的“历史和解”是集中于道德和伦理层面的，它是关于宽恕是否与真相和正义相容的问题，是何种正义最为可取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韩日和解是一个面临历史正义可取，还是维护国家实际利益更为可取的两难选择。一个是社会、民族和认知层面的问题，一个则是国家实际利益层面的问题。

从历史和解层面来看，需要对比特定国家间的成功案例。比如法国-德国、波兰-德国实现了历史和解，分析其成功经验，有三个必备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受害国自身对德国的宽恕；第二个需要德国承认过去的罪行，并对历史遗留进行彻底清算；第三个条件体现在宏观层面，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和解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整体氛围。对比而言，日韩走向真正的“和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尹锡悦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也只是扫除了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障碍，推动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双边经贸冲突议题的解决，还远未达到“和解”的基本要求。日本并未就历史罪责进行深度忏悔，更没有就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清算，同时，韩国社会也不具备对日本历史罪责的宽恕条件。未来，韩日在有限的“浅和解”状态下，会随着两国各自内部的博弈与不同政党执政的偏好而出现新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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